By : yabet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学界研究认为,站起来是由新中国建立解放初期的工业化铸就的,富起来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实现的,强起来则必将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国城市化可以用“神速”形容,用30年左右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历程,可以说创造了人类城市文明奇迹。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我国是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实现城市化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思考化解的“难点”与“痛点”。

习总书记于2019年11月2日下午在上海杨浦区视察时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这就昭示我们:如何实现城市化在螺旋形上升的更高层面创新转型发展,尤其是如何回归城市“以人为本”理念,彰显城市作为“文化容器”的最本质价值魅力,成为值得关注思考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成为新时代再出发的新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进程极大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我国2019年GDP总量逼近百万亿,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经济快速发展给城乡面貌、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等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举世瞩目的巨变,快速城市化进程功不可没。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当今世界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类要素资源最集聚的平台,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成为经济高增长载体,成为财富聚集区,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与年轻人追梦淘金的乐园。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既强劲又脆弱,城市扩张很快,但质量低下,不仅过程充满了风险,城市现状也充满着巨大不确定性。

资料显示,解放初期,我们国家农村总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9%,10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城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都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力,一直到1978年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约82%。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大量人口离开家乡故土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扭转了农村人口增加趋势。基于最新数据,我国现有600多座城市,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它是小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

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更深地认识到中国城市化的神速。2016年末,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率为:印度33.1%;意大利69.1%;德国75.5%;法国79.8%;美国81.8%;加拿大82%;英国82.8%;巴西85.9%;日本93.9%;俄罗斯73.9%;韩国82.4%,等。同期,我国城市化率排名前八城市:上海87.6%;北京86.5%;天津82.93%;广东69.2%;江苏67.7%;辽宁67.37%;浙江67%;福建63.6%。学者研究认为,由于山川河流大地等自然资源的天然构造,中国城镇化极限是65%。从某种意义上观察,中国城市化拓展空间变为受制约的有限资源,现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新路,这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逻辑选择。

多维度观察我国城市化进程,是广大农村农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劳动力、新移民、大市场;快速工业化中的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为发展了中低端制造业;市场化进程盘活不可再生土地资源,地产经济使城市财富效应飞速膨胀等。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其中住就是住房,其本质是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栖息地,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居住功能是住房的本质属性。严格意义上说,住房是社会准公共物品,同教育医疗卫生一样,涉及财政收入公平分配、减少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等人类社会治理基本命题。

快速城市化使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其中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很大改善。以上海为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住房紧张连同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是上海城市病三大顽症。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住户中按国家部颁标准统计竟有89.98万住房困难户,几占市区住户一半,位居全国之首。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有21.6万户,居住不方便户有24.3万户,人均居住不到2平方米特困户有16660户。“鸽子笼”在飘摇,“鸽子笼”里的居民饱尝着酸苦艰辛滋味。

据记载,法国社会问题专家朗兹先生曾来上海考察,他诡秘地窜进大街小巷,将自己所获全部感受灌输在一篇札记字里行间:“我瞥见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而起的一间小木屋,屋顶披着歪斜的油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部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态。至多只有10平方米空间,却居住着一个5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浦东开发开放一声春雷唤醒了黄浦江两岸,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神奇般地改变了上海城市面貌,住房紧张这一城市顽疾也快速得以诊治疏解。据权威调查发布,目前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户均居住建筑面积达71.04平方米,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24.16平方米。不少人搬进了宽敞明亮新居,享受着舒适居住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幸福生活。

然而,事物总是带有两面性的辩证法则。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艰难跋涉走出居无定所、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住房困境过程中,市场化供给的商品房发展模式使住房成为不断涨价的昂贵商品,同时被人们当做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化导向,使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将住房视作个体、家庭、族群投资利得致富的工具,五花八门的“房产顾问”、“炒房团”、“房姐”、“房叔”、“房爷”等应运而生,形成房地产市场一片乱象,造成了围绕“房子”产生的新矛盾。

房地产乱象的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其中有一点值得特别警惕,就是人们财富价值观的偏差迷失:到底凭什么致富?怎样的获得感才能在心灵深处感悟并品味到真实的幸福感?在一些人看来,千辛万苦不如一个“拆”字,勤劳一辈子不如买一套房子,爱情至上敌不过房产诱惑。说到底,资本利得大大高于劳动利得,导致一部分人靠炒房赚钱、拆迁补偿成为新食利阶层,对全社会劳动价值观带来严重损害。令人可期的是,面对房价缓升—攀升—飙升这个折腾中国人的最大社会热点困局,上下同焦虑、齐忧愁、共思考,正逐渐达成共识:资产泡沫非强国之策,土地财政难以持续,飙升高昂的房价导致各类综合性成本上扬居高,已经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竞争力的制约瓶颈,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健康发展。

我国快速城市化至今,面临着一个回避不了值得思考的难题:城市经济如何支撑快速城市化,即用怎样的城市经济支撑快速城市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为例,30年前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现在已快速开发建设成为镇江主城区之一,主要靠的是房地产业、传统商贸服务业、中低端制造业。润州的商业设施面积人均超3平方米,远超国际上公认的人均1平方米标准,不少看上去大型豪华的商业店家经营困难,难以为续。与润州类似在快速城市化中崛起的新兴城区,如何突破快速城市化所积累的后续生存发展问题?这就要破解城市经济难题,大力发展高质量城市经济,因为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具体观察分析有——

观察一:城市发展模式层级提升。改革开放40年来长三角区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城市螺旋形发展层级提升的新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沪江浙皖大多数地区由传统农耕社会发生城市化变革并大步进入工业化社会,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特大城市正在进入新工业化社会。长三角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个城市自我“内生性成长”,发展到以小时计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再发展到如今高铁时代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新阶段。一路走来,长三角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协同度柔性不够,行政壁垒与本位利益制约整体发展;一体化程度较低,尤其是10年、20年前规划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成为“同城化”的短板瓶颈;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惯性中,普遍面临着转型升级、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巨大压力。

观察二:城市发展取决于新动能。正在孕育发生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社会生态的新机遇挑战。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物联万物、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物质生产方式、财富积累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由信息社会进入智能社会。人类社会形态由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城市发展模式进入城市群协同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模式正在由原先工业化时代以制造业为主,转型升级为后工业化时代以知识与思想生产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新工业化时代。面对新全球化再平衡的世界竞争,城市及城市群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配置集聚辐射的能级,主要取决于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比如融入世界的互联互通网络、科技创新和知识产生能级、人才培养与集聚吸引力等。这些能动能赋能城市经济,是城市焕发活力与提升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观察三:国际优质资源流向选择与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优质资源集中体现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尤其是国际资本并不流向穷国、落后国家即所谓的“失败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集中度趋强,70%集中在几个国家,比如发展中国家有5个其中包括中国接受了一半以上国际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18年1-6月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大幅下降41%,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大幅减少69%,对美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减少73%,对新兴市场直接投资略降4%,但占比依然创出创历史新高,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最多,巴西和印度也位居前列。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应当参与国际优质资源的竞争,使城市继续成为优质资源的集聚平台。

观察四:经济全球化朝着经济区域化演变。美国现在和中国打中美贸易战,严格意义上观察,美国不单单和中国打贸易战,与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打贸易战。全球贸易战的结果是美国开始对内收缩,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与作用在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许会由美国主导主控的全球化朝着区域化重组,贸易格局从多边朝着双边或区域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按照国际惯例,吸收剩余资本的方法,一是时间修复,即投资于长期资本项目,例如建成环境或教育研发等社会开支,从而推迟过剩资本再次进入当前乃至未来的流动;二是空间修复,即到其他地方寻求与开拓新市场、新产能、新资源、新社会与劳动力的可能;三是结合时空修复手段,进行资本有机流动布局。区域发展应当认清大势,明确区域定位,瞄准成长中的新兴市场,比如我国能否成为亚洲发展“头雁”,做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这就给城市经济如何吸引资本与输出资本带来新的选择取向。

观察五:全球消费主体国家变化。美国建国后长期实行的是保守的内生型“孤立主义”政策,只是二战以后崛起为全球新兴全国,也成长为世界消费大国。现在美国面临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不匹配带来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富差距削弱了消费社会能级,二是对外开放的国内加杠杆能力被削弱,由此会由拥抱全球经济转向逐步脱轨全球经济。中国能否成为全球新消费主体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深入探讨的课题。有一点是看得清楚的 ,即贸易战压力倒逼推动中国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中解脱出来,让中国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不竭动力源泉与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6%,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6年占比超过50%。按照国际经验,最终消费占GDP比率逐步提高到美国1970年时80%左右的水平是大势所趋。对发展城市经济来说,在消费升级中加快消费城市建设,推动消费市场能级上新台阶,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

观察六:城市群发展成世界共识战略。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单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三个特大城市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紧急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发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国家整体发展,北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南有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区等重大国家级发展布局带来的新使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长三角的目标定位共识正在形成:不断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发挥了城市集聚资源要素与财富创造的功能作用,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单个城市趋大化,这种状况是在经济实力家底并不厚实下实现的,用一位领导的话说“是穷人搞城市改造与开发建设”。

这就导致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速度太快,使我们对城市原有具象的美好记忆消失,使精神情感层面对城市乡愁的寄托无处安放;二是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充分有效地遵循城市内在发展规律,城市肌理没有得到有效延伸和保护,由人类活动累积形成的城市文脉未得到应有传承;三是体现城市个性特色的历史性旧建筑、标志性老街区、人文性遗留物等没有得到切实有效保护,城市延续的历史被割断了,厚重的城市记忆在消失;四是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缺乏地区特征、民族特点、个性特色,缺乏原创的克隆城市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很难从情感上激发人们的想象,也就很难令人产生一种敬重与爱恋;五是过快的城市改造开发速度、资本追逐利润的粗制滥造,不难使人们随时随地感受到城市品质的粗劣低下,时不时给人一种遗憾的感受。这些现象的产生,说明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城市这个物化的载体上,我们人类的城市叙事行为值得研究,亟待调整以纠正偏向。

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的姑苏城,自唐宋以来中华文明由北南渐,成为“谁不忆江南”的富庶之地,成为大运河文明时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鱼米之乡。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毗邻上海的独特区位优势,苏州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开发强度已逾28%,如除去水域面积陆地开发强度超过50%,越过江苏省开发强度25%的控制线,远超国际上公认的开发强度15%为宜居宜业的标准。今日之苏州,可以说与开发强度达36%的上海一样,给人们感觉已成为一座“闹哄哄”的城市。

按照《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到2030年,江苏将有南京和苏州两座特大城市。相关研究认为,苏州已经从苏锡常中脱颖而出,不仅是苏中-苏南的一个中心区,还是长三角重要铁路枢纽,成为联系沪、浙北、苏锡常-宁、苏中的跨省十字通道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迈上特大型城市快车道,曾经的苏州也许永久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美好记忆。

有鉴于此,苏州吴中高新区明确提出“再城市化”,这无疑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智选择。城市化发展是一个有序的、由低到高发展过程,一般要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这四个阶段。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才会出现的趋势,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不是对立的发展过程,逆城市化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随着逆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富裕人口带着资本和技术来到乡村或小城镇,在一定区域内产生经济拉动力,使农村人口汇聚,产生新的城市,促进城市化发展。“再城市化”就是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进一步提升城市化能级和内涵,在市域内实现人口增长。

经历快速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过程,在更高起点上迈步从头越推进“再城市化”,无疑是新的严峻挑战与实践探索,成败与得失关注度高。如何实现高质量“再城市化”,上海及相关城市开发建设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思考建议——

一是更高起点:规划超前,定位准确。科学的发展理念和一流的规划定位,是“再城市化”成败关键。站在新时代建设新城市高度,构筑“苏州南城首善之区”,吴中高新区应立足苏州全域整合和长三角城市群融合互动,进一步明确在整个苏州城市布局、乃至苏南与长三角范围内的功能定位,坚持规划为先、建管并重理念,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做出科学化、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的规划,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落实“多规融合”,着力提升城市核心功能,形成职能明确、优势互补、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的局面,避免同质化竞争,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更强能级: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围绕提升高新区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应注重产业支撑,着力构建多元化产业结构体系,提供足够就业机会。城市是需要产业支撑的,一个区域要想发展为独立性新型城市,就必须具有多元化产业结构体系和就业体系;如果没有强大的主导支撑产业,就很难建成一座拥有长久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吴中高新区创新引领,产城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总部型、研发型、云端型高精尖企业集群,聚焦共享型、战略型新经济业态,打造以机器人与精密智造产业为主导和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科技金融为支撑的产业体系,可说是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久久为功、必见成效。

三是更有温度:集聚人气,平衡发展。城市最重要元素是人,人口导入、集聚人气是重头戏。按照“再城市化”追求,应树立“平衡发展”理念,一方面注重整个高新区城市功能开发平衡,注重居住、就业、商业、购物、办公、文化娱乐、休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平衡协调发展,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综合化的城市服务,满足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生态的新型社区。通过构建“和谐、平衡”的城市大环境,创造众多相对独立、功能齐全、结构完善、环境良好的“边缘城市”与社区,使城市具温度、可阅读、富人文、有魅力。

四是更有眼光:敬畏土地,合理开发。土地是城市十分珍贵的稀缺资源。应对土地怀有敬畏之心,珍惜寸土寸金,做到合理开发。大量实践表明,应控制好土地的合理价位;控制好地块供应面积不过大;控制好土地供应节奏;控制好各类地块不被炒作、转让,实现地价与开发能力、实力门槛的综合设定等。在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理念叫“纠偏”,就是在实施中一旦有不合适地方就通过“控制、纠偏”来促进完善。更重要一个方面,是当看不清未来发展时就采取像中国书法艺术布局里的境界做“留白”,预留土地供未来建设者、管理者使用。这样,使城市在未来发展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迁,不至于有阻碍新发展的力量存在,现在就未雨绸缪在技术层面、物质层面留足留好空间。

五是更深融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要牢牢把握有利机遇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推上新高度。早在1988年,同济大学教授金经昌老先生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谈上海“城市病”与城乡关系,表述了至今仍具有认知价值的一些观点:德国有两句著名城市规划名言,即“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不是乡下人挤进城里就是城市化,应当城市向乡村疏散发展,乡村向城市功能发展;消灭城乡差别就是提高乡村现代化水平,将城市功能融入乡村,将乡村元素融入城市,实现一体化发展。

六是更实举措:创立平台,平衡投资。“再城市化”需要大笔投入,就需要强大资金保障。应注重开拓包括政府、民间、外资等为主的多元化筹资渠道,筹措足够的建设资金。而投融资机制的创新和多元化开发,成为“再城市化”可持续推进重要源泉。政府可通过财政贴息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与手段,推动和扶持建设单位向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使每年有限的政府建设预算变为筹资杠杆;通过把筹资、投资、建设责任与开发收益权利挂钩,增强企业筹资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开辟优质的地块和区域,吸引市、区及海内外企业参与开发;通过设施资本的经营和出让,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七是更强保障:机制创新,培育团队。注重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团队培育,是“再城市化”重要元素。应大力创新机制,使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以及和谐推进有机结合,着力创建学习型团队,力求每一个干部和员工都成为专家,每个人都能掌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家企业的情况,掌握一个领域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法律知识,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应将团队定位在城市建设先行者、各类资源提供者、城市开发建管者、城市发展服务者,并由此产生建设城市、发展产业、集聚人气、培育文化、营造环境等工作板块。在员工中应大力倡导勇挑重担的勇气、艰苦奋斗的豪气、坚持真理的正气、探索创新的锐气、合作共事的大气、育人用人的胆气,集合大家的智慧,发挥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再城市化”建功立业。

快速城市化使我们思考:城市到底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用处?本质竞争力是什么?核心软实力是什么?

城市不单单是物理构造,其核心是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的。那什么是美好生活?更美好生活,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生理层面的需求,而是更多来自精神层面。城市能让我们更加自由的放飞灵魂,能进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灵魂交流,也就是说,城市能让我们更多的享受文化。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有以下几个观点:

1、城市是我们人类为自己创造的“诺亚方舟”,城市的本质是为人服务,而非人为城市服务,所以城市应当“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

2、城市不应当成为商品,不能被资本绑架,更不能被金融资本绑架。一位在香港工作生活30多年的旅游业人士认为香港问题的关键是被金融、地产绑架了,现在香港年轻人买不起房,租房住付租金,租写字楼也付租金,香港城市经济行为都离不开“地产金融”,都离不开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城市变成了商品,成为资本牟利工具,城市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3、城市是富人的,也是穷人的,城市应该平衡和谐发展。巴西奥运会时,央视白岩松到里约热内卢访问,他去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点评里约热内卢充满魅力,因为它不单单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巴西有很多足球健将和演艺明星都来自于贫民窟,这里充满人文的关怀。

4、城市叙事给人们带来的记忆、想象和认同,应当有一些“乡愁”。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不是“乡愁”,而是有一些“愁乡”,城市发展使乡村凋零。所以现在的思考是,怎么用“乡愁”来化解“愁乡”值得关注。

5、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把农民搬到城里,而是要将乡村文明导入城市,将城市功能导入乡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家金经昌老先生就认为:现在城市化的推进,观念是错误的,不是把农民搬到城里就是城市化了,要把乡村文明导入城市,把城市功能导入乡村,这样一来城乡差别变小,城乡一体化发展。原来农耕社会具有乡村文明,乡民在村里都是互相关照、其乐融融,这种文明需要引进城市;城市的功能比如道路、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等,需要将这些功能植入乡村,提高乡村生活品质。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曾说:“中国的城市化还要大力推进”是一个误区,美国早已开始城乡一体化,在美国已经分不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了。有钱人都住到了乡村,乡村比城市生活品质更高。乡村具有了城市功能,还具有人文品质,与乡村相比,城市应该有一些“乡愁”。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我们对居住地也就是家乡所怀有的挥之不去的深沉情感,这种情感是永恒和不变,这种永恒和不变使我们久久地沉浸其中。从学术角度讲,乡愁是一种终极价值,是一种思维起源。乡愁跟现代性是矛盾的,因为现代性是追求发展,而乡愁是一种永恒和不变。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已经成为“乡”,因为已经有59.58%的人居住在城镇。对中国人来说,特殊意义的“乡”有乡土的概念,包括农业文明、亚洲文明、东方文明,但更多的是记忆之故乡、现实之故乡,这种“乡”是我们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按此定义,城市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故乡,是我们寄托乡愁的物化,如果“物化”出现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受到了挑战。

著名社会哲学家芒福德从时间维度看城市,着眼点在于城市的特殊功能,即城市的文化贮存、孕育和传承功能。芒福德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不断扩大交往和共同活动,城市各种文化彼此融合,相互碰撞,并且在冲突和碰撞中不断地被选择、提升和更新,进而冷却和沉淀与传承,城市成为我们人类行为的文化容器。从空间维度上看,城市是由恒久的意义和永恒目的生发的强烈磁力线而形成的文化磁场,城市就是文化磁体。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剧场,而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戏剧更具有影响,精心设计的舞台能够尽可能地突出演员们的表演和演出效果”。

从城市发展角度观察,意大利古城罗马,罗马古城遗址线年火山喷发灾难来临前人们生活的样子,让我们看到当时庞贝人生存的精神状态,洋溢着鲜活的人类生活气息。陕西韩城,中国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始建于隋唐时期,距今有1300多年,是司马迁的故乡,历史风貌原汁原味保存下来,誉称“古城活化石”。丽江古城,作为保存浓郁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生态美妙结合的典型,具有特殊价值,保存了历史的线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其确定为世界遗产。现在人们再去丽江古城会感觉那里的商业气息过于浓厚,事实上是联合国所致力保存的真实价值正在逐渐消弭。

上海石库门,具中国特色的居民住宅,现在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缩影,成为上海一个标志性象征;田子坊文化创意园区成为上海的文化形象,是上海的宝贵财富。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消失的上海“三湾一弄”令人惋惜,那是苏北里下河人民逃难时穷人的集聚地,是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不同人群的生命脉络。如果当时保留下一片“三湾一弄”,上海的根脉就显得完整,这座城市开埠过程的艰辛、难民生存的经历,都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成为消失的记忆。

在观察城市变迁时,不得不反思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痛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成为故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即六七亿农民告别土地,告别故乡来到城里,使城市成为自己的故乡。二是记忆消失。一座城市外观的变化是非常快的,甚至于超越了人们的记忆与想象,所以现在有价值的需要保护,像上海就在保护经典的邬达克建筑。三是面貌雷同。数百城市如同一母所生,都是简单的克隆复制,不管到哪里,看到的都是没有个性色彩的城市建筑,单从外观来看,都搞不清楚这是哪里。像央视“大裤衩”、苏州“秋裤楼”、安徽阜阳“白宫”,这些克隆复制都说明城市同质化现象严重,缺少地方特色,缺乏文化元素。四是人文缺失。城市房价都涨上去了,但是这些房子是钢筋水泥物理构造,没声音、没温度、没文化,不能给你记忆和想象力。现在不论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共同的问题是空置率高,很多城市街区变成了空城、睡城、死城,没有人文气息。这种空置是对人类创造的社会总财富的犯罪和浪费。五是城市病集中爆发。梁思成当年曾说:“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早晚有一天你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将来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梁思成的预言已成为现实,首都变“首堵”,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就是要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化解城市病对人类的报复。

2019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消息,对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景区予以取消质量等级处理。国家5A级景区、热门电视剧拍摄基地、山西地标性景区……头顶旅游业无数光环的乔家大院却在一夜间跌落神坛。文化和旅游部暗访报告与游客感受一致:过度商业化、环境卫生差、门票性价比不高。乔家大院靠着导演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走入大众眼帘,在学者余秋雨散文《抱愧山西》中展现风采,最后在电视剧《乔家大院》播出后得以扬名,这部宣传晋商文化的电视剧为乔家大院注入了灵魂:敬业、勤奋、刻苦、谨慎,而且具有群体精神。乔家大院直接被取消5A资格,主要与景区内部管理混乱、商业气息过浓、建筑管理不到位等有关。还有观点认为,近年来该景区内部过度商业化,与其背后经营企业股权频繁变更私有化过程密切相关,而乔家大院商标使用权之争、票价畸高乱收费等问题都备受业界诟病,让经营方内部经营管理问题被重新摆上台面。乔家大院跌落神坛,无疑是晋商精神文化之魂的流失。

快速城市化使我们的城市乡愁无处安放,城市记忆没能有效延伸,城市文脉没能得到应有传承,城市历史被割断,城市记忆在消失,城市缺乏个性特色,城市难以激发想象。30多年快速城市化,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从高质量发展维度观察,快速城市化不应在原有惯性道路上超前推进,而是应当谋求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城市品质有待提升的背景。

这些“痛点”说明,快速城市化在人类城市叙事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怎样书写重构宏大的城市叙事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城市叙事,主体性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历史性应当注重历史人文的沉淀与积累、发掘与弘扬;丰富性应该强调个性和特色,使其多姿多彩;科学性要延续塑造城市内在肌理,给人类提供审美艺术的想象空间。

按照城市学家研究,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与世界城市发展史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工业社会及农业社会,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提供原料和人的体力,经济主要是由农、林、渔、矿业构成;二是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减少,用能源代替体力,依靠技术和机器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经济主要是由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构成;三是后工业社会,人们依赖信息,主要致力于发展服务业。事实上,现在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智能社会。按照这种人类发展阶段的分割,世界城市发展史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城市产生及早期发展阶段、中世纪阶段即前工业化社会时期、工业化时期、当代与后工业化时期。

依据这一概念解释城市发展动力,有三种思维逻辑:一是传统思维,就是从生产观点来研究消费。在20世纪初期之前,传统模式中所强调的生产元素,诸如土地、资金、劳动和管理,这些是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影响消费行为和居住模式,在城市发展方面起基础性作用。二是人力资本模式,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工作和就业。上世纪90年代,大批人口融入城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在用传统模式解释城市发展动力时扩展到新要素即人力资本。该模式认为促进城市发展不单要运用土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更要人的技能和知识的提高,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三是设施便利模式,在探讨人口迁徙和经济增长问题时,提供便利的设施以吸引创意资本。上世界90年代,大批的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离,取而代之的是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城市形态由生产转为消费,大城市的竞争优势将集中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的能力上。吸引创意阶层人力资本就要提供文化艺术的实践、自我表达的氛围以及受创意人群群体欢迎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就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城市发展正进入后工业时代即知识社会,城市模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知识生产和创意创新。后工业化首要与最简单的特征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服务业主要指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商业、财经、交通、卫生、娱乐、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现在城市在朝这方面转型,包括劳动就业问题。30年前快速城市化时,解决就业十人中七八人是农民工,二三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的情况可能倒过来,二三人是农民工,七八人是大学生,就是生产方式与城市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由此认知逻辑推导,应当顺应知识社会的城市需求,致力于创意性工作,而非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现在香港就面临老中青代际之间就业门类冲突,香港出租车司机与饭店服务员大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喜欢劳动,但青年人不在这些行列。知识生产时代城市围绕知识、为了创新和变革来实施社会控制和指导,这样就必须从政治上加以协调管理新型的社会关系,由此城市的文化动力随之发生变化。

城市文化动力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消费层次,二是创意阶层,三是城市场景。消费层次,核心问题就是转变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出口为主转变为进口为主。世界上的大国强国,肯定是进口大国、消费强国,现在要实现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主要载体就是城市。创意阶层,也就是城市发展的精英群体,他们是先进生产力代表,拥有消费能力和意愿,尤其对于音乐、影视、动漫、服装、餐饮、读书等文化消费,这就与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对比。在全球化时代,当大城市发展模式由生产推动变为消费拉动时,创意阶层成了城市制胜的关键。城市场景,用场景让创意阶层久久沉浸其中,以此激发他们的创意,创新创造出新产品。

城市发展文化动力模式,聚焦于如何运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转型。文化不是抽象的、模糊的,而是具象的,是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文化设施、多样性组织、各种文化实践构成的城市场景等等。城市文化动力模式包含多个维度:社区,物理结构,多样性人群,由社区、物理结构、多样性人群构成的组合型活动,由以上四个因素所表达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这种符号意义和价值可以定位这座城市所发生的、经历中什么是重要的,最珍贵的是厚重的历史人文。

现在对城市文化创新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正在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的科技推动力。如今,八大技术即大数据、智能化、移动端、云计算、神经元、类人脑、物联网、区块链正在不断融合,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发生,破译人类大脑所特有的智人基因。如若聪明与智慧基因一旦被破译,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共享式福利,将会使我们进入智能化社会。

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创、自主操控等创新文化,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创新文化用于人类的文化创新。人工智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的战略性技术,也是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技术,其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文化也会带来一系列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创新低层面是知识学习、兴趣交流、思维模式、就业结构、分配方式、消费方式,高层面是法律制度、社会文理、人际交往,更高层面是国际关系、人类治理、世界大同。进入5G、6G时代,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运用最新技术使城市通过云网端实施实时在线集成、智能集成,互联互通交互融合,数据驱动达到拓展新空间、优化新治理、促达新生活的目的,从而重构人与服务、人与社会、人与城市、人与自然、人与未来关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以及互联互通、智慧服务、便捷高效、利己便民、数据驱动、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价值魅力在于人作为生命体和城市作为物理构造所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互动就产生了文化,城市与文化的嫁接,就是城市文化。生活在城市,怎么生活得更好?城市的什么感动了你?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期盼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文明给人们带来心灵愉悦,能学到新知识,从心底里产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产生要对这座城市奉献的情感,从而一起来构造这座城市的魅力,为这座城市更美好付出良好的情怀修养与言行举止。这样就引发出新的思考:什么是城市软实力,以及怎样激发城市文化创新力、塑造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是一个剧场,每个人都在里面表现,人在城市的聚集塑造着这座城市的魅力和风格,反过来城市又制约和改造人。城市里的人如果品行不高,也会让这座城市品质不高。人是城市中活的载体,人与城市的品质互为支撑。比如,纽约时代广场是世界各色人群汇聚之地,在此能体验到世界各国人文交流;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能欣赏这座城市景观,感受其独特文化魅力。土耳其外宣片《Watchtower of Turkey》音乐很迷人,场景很抒情,历史底蕴厚重,带有浓郁中东风情,让人们感受到土耳其浪漫意蕴的异国情调,感受其文化魅力,取得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城市的精妙之处在于体味和认知。巴黎圣母院失火烧毁令很多人哭了,因为巴黎失去的不仅仅是圣母院,更是巴黎的记忆、巴黎的象征、巴黎文化的基石,尽管以后可以复建,但记忆已被割断,传承的已不是原来的巴黎圣母院。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文化就像韩流、日风一样,对中国内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香港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香港是一座工商业城市,商业气氛浓重,遍地寸土寸金,无法提供更多的休闲空间让人们享受生活,因此台湾龙应台曾说,“香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坐在星空下,伴随着海风海浪,吃饭喝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

综观世界各国各地城市,其具有竞争力的软实力并不是钢筋水泥构造的城市景观,而是各种非物质要素力量的组合,即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务、居民素质、社会和谐、城市形象传播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城市社会凝聚力、文化改造力、环境舒适力、科技创新力、区域影响力、参与协调力等各种力量的组合,这是城市社会经济健康和谐跨越式发展的有力支持。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是人的行为,是文化力量。现在提倡的“夜经济”,能否发展起来的关键要素是城市的软实力就是文化。夜生活古已有之,但“夜间经济”一词历史并不长。这一经济学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之际起,就有着鲜明的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等导向。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者发现,全国夜间经济消费东西差异明显,北京与东南沿海最活跃。更要做强夜经济的产业基础,这是因为,夜经济的繁荣说到底是以第三产业的发达为支撑的。因此,我们既需要在城市发展中积极引导,也要给予各种业态充分的生长空间。一方面,夜经济需求比想象的更旺盛,增长潜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诸多有价值的商业与文化资源,还有待激发。在餐饮消费、购物消费与城市灯光秀之外,如何给消费者创造更加多元、差异的夜间消费场景,有可供人们欣赏的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供人们闲聊聚会的各色酒吧,这些为人们提供的是精神上的享受,人们就愿意花钱消费,而不能简单地靠吃喝与看夜景,或将成为城市竞争的一条新赛道。

城市精神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所谓城市精神,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的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它的外溢就是行为方式,就是号召市民围绕城市打造及体现城市精神,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得以外化,贡献社会。城市软实力的实现路径有助于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有助于城市影响力提升,有助于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城市精神是城市特色的集中概括,市民素质则是城市精神的重要内涵和基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表述。城市精神和广大市民融为一体,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彰显上海精神特质、增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结合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上海策划推出一批系列公益广告,营造文化氛围,彰显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和上海城市精神的丰富内涵。为使每个市民都能够围绕城市精神,做到实时修身、处处修身、人人修身,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文明素养,上海开展了贯穿“十三五”的市民修身行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要途径,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突出城市精神,通过教育培训、实践养成,引导广大市民崇德向善、知行合一。

作为人民的城市,上海始于2016年全面启动为期五年的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一批红色旧址遗存被挖掘修缮,如对陈望道旧居、茂名路旧居、张闻天故居进行保护修缮,对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保护工作开展研究,完成一大会址纪念馆、二大会址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的改陈布展工作。举办了“中国的创建与上海”、“中国与中国梦”等主题学术研讨,推出《伟大的开端》、《中国创立之路》等一批理论成果和资料汇编。打造了一批重大活动项目:举办“日出东方——上海市纪念中国成立95周年主题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迎接建党100周年‘革命圣地系列展’”,发布“红色档案”“复兴之路”“激荡文学”“岁月如歌”“开天辟地”等全新红色旅游线路。建设改造了一批红色文化展示基地,如“党的诞生地·一线一站”地铁主题文化长廊、依托丰厚红色资源打造《忠诚与信仰》情景党课、“走进党的诞生地——SMG‘名、优、新播音员主持人’公益讲解”等红色文化传播品牌,中共四大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城市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城市精神、民族风情,这些是塑造外在形象的客观载体,而市民素质和城市精神是反映城市精神面貌,凝聚城市思想的精髓。城市文化具有一些基本特征:一是独特性,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独特的城市文化才具有吸引力;二是差异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是集聚性,城市文明体现人类的社会属性与群体智慧,城市文化在城市形成伊始就带有一定的群体性;四是辐射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综合影响力、发展带动力;五是开放性,城市人口、资金、技术、产业、商品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使得城市的公共物品不断扩散、传递和共享;六是兼容性,这是城市文化时空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一个城市封闭、不兼容,那么这座城市发展就会滞后。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沪江浙皖“一市三省”大力增强提升文化创新力,推动城市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上海将文化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好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充分激发上海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成更加开放包容、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努力使“上海文化”品牌成为上海的金字招牌。

悠长的历史脉络、多样的传统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独特的城市气质为南京文化发展提供了肥田沃土,为南京建设创意名城提供了立体多元的文化体系,是南京凝练城市精神、打造城市名片、树立城市形象的根基和源泉。南京大力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着力打造文化发展高地,近年来紧扣文化传承发展,打造了不少文化工程,培育了一批文化展会和文化活动,着力在国内外打响南京文化品牌,打造升级为全国重要文化创意中心城市。

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杭州历史上就以风景秀美,特产丰饶而被誉为“人间天堂”,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杭州在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世界名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坚定自觉地做好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和文化创新文章,精心培育城市文化品牌,不断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厚植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与优势,呈现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拥有“中国(大陆)国际形象最佳城市”头衔的宁波,遵循地方独特性、历史—现实—未来交融性前瞻性系统性、内外形象统一性原则,高度重视国际文化形象建设,以藏书博物文化、商贸文化、海洋(水)文化为基调的“三味”文化,打造一批城市标志,作为“东方文明之都”国际形象符号,既包括有形地标如巨型雕塑、城市形象标识、文创产业基地、文化小镇等,也包括无形符号如城市精神等,凸显浙东特色建设东方文明之都。

扬州有着2500年建城史,昔日辉煌正从历史书中走来,化为现代化建设多姿多彩的壮丽画卷,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眼前;有着“风物淮南第一州”美誉的仪征,是宁镇扬同城化中心地带与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融入上海3小时经济圈层,区位优势明显,后发潜力巨大,未来前景看好。扬州以及仪征抓住承办202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重大节庆活动机遇,上下同欲、精心谋划、扎实推动,借力园博效应,提升发展质量,使仪征全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湖州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湖笔文化的诞生地,湖丝、湖笔、湖学是湖州文化三张名片,这片湖光山色大地上沉淀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弥足珍贵。湖州有着“一带一路”起源的历史印迹,钱山漾遗址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湖州也被称为丝路起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湖州的独特资源,湖州高度注重保护发掘、传承弘扬,并在融入“一带一路”中切实加以彰显,以丝绸文化为鲜明标识,使湖州文化魅力风采走向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大力提升湖州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

苏州吴中高新区来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发源地,拥有京杭大运河、宝带桥、五龙桥、石湖、蠡墅老街等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和“商圣范蠡”“范成大”等文脉,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吴中大力挖掘传承弘扬吴地山水孕育的文化资源,增强高新区独特魅力。

昆山千灯镇素有“金千灯”美誉,是拥有2500多年历史文化名镇,历史人文源远流长。该镇大力发掘这片土地特有的历史人文资源,比如一文一武2个状元、25位进士,先贤顾炎武、“昆曲鼻祖”顾坚等文化巨擘,“良渚文化”遗址少卿山、“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延福禅寺等历史古迹,还有歇马桥、吴家桥、陶家桥等古村落,精准开发深价值,着力打造新亮点。

如今,快速城市化带给人们关于城市与乡村、文化创新力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城市创新超越等多维度观念形态的改变,至少在四方面实现着认知转型——

一是城市转型。城市由内生式个体成长到都市圈协同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会拓展重构城市布局空间;城市过度开发超越承载极限必然导致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趋势;城市由原先制造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向以知识、创意、人才、品牌竞争转化,使优质资源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融合”市郊城镇集聚。

二是产业转型。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到高质量、中低端到中高端转型,产业由生产私人物品的传统制造业到生产公共物品的先进制造业再到服务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业升级;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发生,互联互通网络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重新整合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乡村振兴战略将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将城市功能融入乡村,将乡村文明导入城市;菜篮里的食材、餐盘中的美味、舌尖上的安全,日益被人们视为健康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成为舍得花钱、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

三是生态转型。人与自然对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做什么?我到哪里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很大程度体现在可续生存发展的高品质生态环境,即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鸟语花香、田园风光,期望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优美绿色生态环境的需求。

四是人文转型。文化是生命基因、价值认同、行为方式、精神愉悦,是怎样活着;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推进,人们认真思考是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返璞归真,喜爱乡村小城镇生活,要留得住文脉乡愁,让心灵安静自由地放飞;不少人将自己国家与发达国家比,明显差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些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上面;不少人热爱传统文化、田野风情、民间非遗、简约生活,这些精神追求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新乡土”成为人们向往之地。

怎样理解认知“新乡土时代”?结合受到习总书记视察并充分肯定的马庄村实践,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认为,“新乡土时代”既要注重新,也要保留乡土。所谓“新”,从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来说,农业正转变为现代农业,农村正转变成现代乡村,农民正转变成新型农民,现代农业使新型农民正在成为有吸引力的体面职业。所谓“乡土”,一方面,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要切实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保护好、传承好农村传统文化,让人们看得见田园、记得住乡愁。在保护好农村生态、传承好农耕文化的前提下,利用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带动农民致富,建设生态美丽乡村,这就是“新乡土时代”。

站在新时代再出发新起点上,我国城市必将迈入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新境界。如何增强提升文化创新力,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其实现路径的具体建议有:第一,文化基因解码,对区域内的文化进行精准解读,破译文化基因,只有把文化基因搞清楚,才能把当地的文化产业做清楚,本土文化才能发展好。第二,优质资源整合,历史文化都有区域性和本土性,一方水土上孕育成长起来的文化,一定要好好发掘整合这一这独特文化资源,尤其注重其不可替代性。第三,城市品牌培育,作为品牌要特色鲜明,同时要与城市精神等软实力相结合,用标识性知晓度嫁接软实力美誉度。第四,人工智能融合,运用科技力量提升城市场景能级,提升城市对现代人的吸引力。第五,创意人才集聚,采取各项实在举措吸引人才聚合人气,不求所在但求所用荟萃创新创意。第六,文化旅游共赢,在旅游中体现更多文化元素,不单是看山水品美食,更应朝着精神层面发展,注重文化本真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第七,大力传播推广,好酒也怕巷子深关键在于善传播,不但要善于利用传统媒体,还要发动新媒体力量,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把临潼带红了,就是新媒体的力量。(此文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20)》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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